财富自由(财富自由书籍在线阅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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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网上热议中金发布了《2023年中国财富报告》,其中对全国中国的财富占有数额及人群的比例进行了归纳分类,得出的结论既让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,看似非常矛盾。这份报告给出的数据到底准不准呢?先来详细看一下。
《财富报告》统计出的全社会总财富为790万亿元,其中国有资本占据360万亿元,剩下的430万亿元财富归私人所有。
需要说明的是无论790万亿、360万亿还是430万亿均指所有财富形式,包括但不限于现金、银行存款、股票、债券、贵金属、房产等各类固定资产,重点是算上房子的,这一点请不要搞错。
430万亿元私人财富的分布非常有趣,具体如下:
460万人总共拥有290万亿元的财富,人均财富为6304万元,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0.33%,财富量占私人财富总量的67.44%。
9900万人拥有110万亿元的财富,人均财富为111万元,人数为总人口的7.05%,财富占比为25.58。
13亿人拥有30万亿元的财富,人均财富为2.3万元,人数占比高达92.62%,财富占比只有6.98%。
如果按照报告数据将14.1亿人按照财富拥有量分为三个层级,那么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。
国内有460万人实现了财富自由,9900万人属于中产阶层,13亿人为贫民阶层,各阶层对应的人均财富量就是上文提到的数字。
很多人对拥有111万元就能达到中产阶层感到疑惑,按照这个标准但凡在二线及以上城市有一套住房的都在这9900万中产阶层里了。
请注意财富自由,《报告》中给出口径为人均财富,不是户均财富,需要进行转换。以三口之家为例财富自由,中产阶层的标准是总财富量为333万元,不是111万元;二孩中产家庭的户均财富则为444万元,以此类推。
这么来看是不是感觉差不多了?很多二线城市的单套住房总价是达不到300万元的,而一线城市中里也不是每套房子的总价都超过300万元,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以我所在的上海为例,至少一半的房产总价不到300万元,包括位于市中心的大量老旧小区,也就是俗称的“中心老破小”。
此外,一线或二线城市的常住居民同样不是户户都有属于自己的房产的。上海常住人口为2475万,一半为非户籍人士,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租房居住,可能在老家买了一、两百万的房子。拥有住房的1000多万上海长住居民里又有一半左右居住在总价300万元的以下的房子里,这么来算全国城区人口最多的上海符合中产阶层标准的大概在600至700万人左右。
上海尚且如此,其它经济较发达城市的中产阶层占比更低,加在一起不到一个亿是有可能的。
0.33%的富豪人群总共拥有290万亿元的财富,人均财富突破6000万元,三口之家的户均财富达到1.8亿元以上,四口之家更是超过了2.5亿元,这是财富自由的标准吗?我觉得高了些,因为私人财富不等同于富人财富,为何这么说呢?我们继续分析。
私人财富分为两类,一是自然人(家庭)拥有的财富、二是民营企业拥有的财富。民营拥有的财富可能全部被算到实际控制人名下了,实际上并非如此。
以某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例,该公司的总资产为784亿元,实际控制人拥有23%的股份,对应180亿元的总资产,剩下的604亿元是属于其他股东的,如果你买了一些股票同样拥有一部分该公司的总资产。统计最有钱的460万人的财富总量时将784亿元都算进去(算在实际控制人的头上)了,实际上只应该算180亿元,顶多加上其他富豪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对应的总资产,加一起大概率不超过350亿元。
因此,富豪阶层的总财富不到290万亿元,财富自由的人均财富门槛远低于6300万元。
另外一方面,中产阶层的人数少了。
很多人“神化”的中产阶层,或者说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定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,这其实是有问题的。如果说全球富人的财富标准相对统一,那么中产阶层就得“因国而异”,中产阶层是社会主力人群,不同的社会里的中产区分标准不同,美国的中产在印度可能就是富豪了。
在我看来一个社会至少有20%的人属于中产阶层,按照此计算我国14.1亿人口里大概有2.8亿人为中产,是《报告》中提到的9900万人数的3倍。这么一来中产的总财富增加了但人均财富量大幅降低,人均财富可能达到60万元(三口之家的户均财富为180万元)就属于中产阶层。
无论如何分析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国内财富鸿沟正在形成,富裕阶层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,财富增值速度越来越快,享受了大部分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。相反,低收入人群收入形式单一,基本上只有工资薪金所得使得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缓慢,最终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、财富差距越拉越大,不利于社会的发展。
高层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,开始采取多种措施逆转财富差距的扩大。
比如提倡第三次分配,鼓励企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,以捐赠的方式自愿将一部分财富转移至贫民阶层。又比如提高劳动收入占比,让靠打工为生的人获得更高的报酬,工资收入增长率超过企业利润以及资本扩张的速度。
收入分配制度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,可部分既得利益者想尽办法、用各种手段、找多种理由阻碍改革、延缓改革的进程。决策者必须下定决心,面对阻碍者绝不手软,必要时可“杀一儆百”,绝不能让阶层和财富彻底固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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